创办一个刊物是维系一个组织或有共同兴趣的团体的灵魂工作。1969年六 月初,程汉生从乡下回到北京渡假。他一方面找韩念国老师补习数学分析 的某些难点,一边与张葆环进行几乎每日的探讨会。他们的想法最后凝聚 为一个点,办一份中学生们自己的刊物。鉴于大家都是中学生,不会有机 会上大学,并均希望成为未来的科学栋梁,以完成科学上的传薪任务。 那么,以“中学生”命名自己的刊物则再合适不过了。可是发刊词呢? 希望有别于当时流行的长篇大论与空话,又能表达自己的年少志狂的心境, 于是欧洲文艺复兴初期一位哲学家培根的话“我们是富于创造性的,因为 我们一无所知”被选中。这可能是最短的民刊发刊词了,而且并没有自己 的话。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作法,表达了五人小组对当时的文风的态度。
稿件则是刊物的真正本体。程汉生自告奋勇提供两篇稿件。第一篇“实变 函数论与数学分析”,他试图通过此文论证现代数学是根植于经典数学, 我们必须重新回到经典数学,真正了解它的本质与技巧。他向张保环借了 吉林大学江泽坚写的“实变分析”,花了两个星期日夜攻读,而完成此文。 第二篇是美国一位著名数学家哈尔莫斯于60年代出版的英文教材“朴素集 合论”第一章的译稿。因为集合论是现代数学陈述的基石,他们选此题材 是希望大家立足于现代数学,不要像某些中国民间自学数学的个体一样, 只拘泥于古老的数学问题而对现代数学一无所知。强调基础,展望现代的 “中学生”第一期,为这个小组未来的发展方向谱下了基调。�
第一期由张葆环以寄信方式附带一封详细的纲要性的说明信于1969年七月 底分发给正在农村插队当农民的王明,王世林,钱涛,并立即得到他们的 欢呼响应。这年秋收过后的冬闲,五人小组的小学者们迫不及待地匆匆请 假返京聚会。
但是,1969年九月至十一月之间,整个北京城正处于向三线山区大搬迁的 忙乱中。机关干部和大企业职工纷纷变卖自己的不多的家当以便轻装赶往 几千公里外的荒山野岭及草草建于内陆腹地的无数“五七干校”。空旷的 北京街道上,稀稀疏疏的行人和车辆与一年前塞满大街小巷欢呼“最新指 示”的游行队伍形成鲜明对照。在这罕有的宁静之中,林彪发出了他的 “一号手令”,中苏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十月的一天早上,阳光灿烂。张葆环骑着他的老爷骨董车按例每周一次地 来到西单旧书店。远远的,就发现上百号人,大包小包提着挂着,在旧 书店前排着长队。他急忙上前,想查清发生了什么事。排队的人多一半 带着眼镜。他选了一位和蔼的长者,上前悄声问道:“请问,您是要卖 书吗?”“当然!”长者答后便大方地打开装书的兜子说:“看看吧!” 张便毫不客气地翻弄起来,选了几本。买卖交易几乎不用语言。因为,任 何私人交易在当时是严重违法的。尝到了甜头的张开始有选择地询问其他 人有无他自己想要的书。之后,连着几个星期,他每天赶到旧书店前守株 待兔。因为,谁知道那些收购进的书,哪辈子才能摆出来卖而不被送进造 纸厂呢。
人们也会纳闷,这个张葆环怎么一天到晚只跑旧书店而不到新书店买几 本新书呢?他大概也是个“小骨董”。其实,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浩 劫中,新书店只卖毛一个人写的书,连马恩列斯的书也仅仅摆在小小的橱 窗内。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方面没有出版过一本象样的书。此乃中国近代 出版史上的奇闻。但是,这是事实。任何想要学习的人,只能到旧书店挖 宝了。
此时的程汉生,则正手忙脚乱地把他仅有的六平方米睡房改造为五人小组 的科学研讨会议厅。地址是在北京西四兵马司胡同三十四号。其实,他的 改造工程也并不太复杂,唯一做的事,是把一面墙涂黑做为黑板。
十二月初,冬闲开始,知青可以返京渡假一,二个月,五人小组人员到齐。 第一次会议开始,由一位同学朗读维纳“控制论”的导言,其它人可以随 时插话发表高论。
“我们一起在日德毕尔特大厅围着圆桌子吃饭。谈话是活泼的,毫无拘束 的,这可不是一处鼓励任何人或者使任何人有可能摆架子的地方,饭后由 某一个人,或者是我们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或者是一位邀请来的客人宣读 一篇关于某个科学问题的论文,一般地这是一篇其首要思想或者至少其主 导思想是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论文。宣读者必须接受一通尖锐批评的夹击, 批评是善意的然而毫不客气的。这对于半通不通的思想,不充份的自我批 评,过分的自信和妄自尊大真是一剂泻药,受不了的人下次不再来了。但 是在会议的常客中有不少人感到了这对于我们科学的进展是一个重要而经 久的贡献。”这种自由的议论与朗读交叉进行着,几乎进行了四个小时, 中间没有休息大家却不觉得疲倦。
窗外严冬的西北风,一阵阵吹打着门窗,似要破门而入。而“一打三反” 运动的展开更是雪上加霜。这个运动一直几乎延续到炎夏。新一轮的 “红色恐怖”控制了整个中国,到处都在抓“五一六分子”。这次该轮 到四十岁以下的年青人进“牛棚”了。“牛棚”乎?“隔离审察”也! 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遇罗克于1970年三月五日走上了刑场,为了他的独立 思考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然而,科学依赖于不被强权所左右的独立思考 者,自由的探讨精神乃是科学的土壤。历史将永远记住遇罗克这个伟大 的名字。
这是一个科学园地彻底沙漠化的年代,你要想维护一片绿洲,那要有非 凡的勇气与胆量。韩念国老师正是在这片绿洲上可数的几位无畏的灌溉 者。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特别为五人小组准备了“测度论”与“集合论” 讲义,并亲自传授。使这些自学了几年的中学生们受宠若惊。聆听老 师的教诲与解说是他们内心渴望多年的梦想,这比自己钻研不知要快 上多少倍。没有一个人马虎,每个人瞪大眼睛,头脑紧张地思考,企 图把眼前的现代数学的抽象符号系统与老师的深入浅出的解说迅速地 连结起来。因为它们毕竟是几代的数学大师们思想,分析,净化的结 果。透彻地理解它们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做到的。
法国有一位作家,写了一篇驰名世界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讲的是 19世纪时,普鲁士占领了法国一个省后,将要终止学校的法语教学时, 发生在学校的最后一堂法语课上的故事。与之相比,韩老师给五人小 组的“第一节课”则是十年浩劫中发生在中国的最早,最有意义的第 一节研究生水平的课。他给年青的中学生们,描绘了现代数学的生动 图画,把他们带到那高深莫测的研究前沿,以其雄才大略,指点江山, 破除迷信,鼓励他们开拓前进。
最使五人小组无比兴奋与震惊的是,韩老师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 的胜利!”为结语结束他的“第一节课”。使这个中共九大政治报告 结语具有了全新的意义。他与五人小组是多么地心心相印啊!这划破 十年黑暗天空的闪电,照耀者五人小组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平常要一个学期才能完成的两门课,韩老师花了几天就完成了。留下的 是学生们自己去消化与融汇贯通。根据老师的介绍,他们跑到外文书店, 人手一册的抢购了出版于1965年英文参考书巴伯瑞著的“测度与积分”。 这本书躺在那里已经三年多而积满了灰尘。恐怕只能在北京的外文书店 里能找到这些存货,上海或天津的书店根本不收集这些书。 接下来,五人小组传抄了韩老师的讲义并开始了一系列的课后相互讲解 与询问。几个月的冬闲变成了冬忙,自行车穿梭于几家之间进行“游击 战”。每个人为其它人的小小发现而惊喜。现代数学的神秘面纱,被慢 慢掀开,那优美而深邃的思想,与其特有的韵味开始展露无遗了。
1970年一整年,大家订下的学习任务是消化老师的两本讲义,细读那本 主要的测度论参考书,从头开始做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开春 后,大家分别返回农村的家,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春耕大忙,来往信件是 维系五人小组活动的唯一方式。
这一年出版的“中学生”也大多围绕着这本数学分析习题集中的难题展 开讨论:有的是围绕着同一问题给出不同的证明,有的是给出某命题一 般性的推广,有的是对某一课题作出比较系统的总结分析。
“中学生”前后共出版了十几期。从第二期开始,取消了刊头,以免引 起安全机构的不必要的怀疑。只在每页中间底部标上本期号码与本期页 码。每次的出版工作是用复写纸手写复印一式五份,然后邮寄各人。除 五人小组每人提供稿件外,李万象也提供了一篇数论方面论文。至于文 后作者署名,则用汉语拼音为代号,王世林为ws ,王明是wm或m,张葆 环是zb或z,钱涛是qt或q,程汉生是hh或h。这是一份相当简陋的数学 杂志。但是,它却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舞台,鼓励每一个人上台表演一番。 编辑原则是来稿必登,决不退稿。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太需要 同行的赞赏鼓励和个人成就感了。
70年代初,韩老师住在北京西单花枝巷二号。十平方米的一间侧房,双 人床占去了一大半。从1970年底到1971年初的冬闲期间,从农村返京渡 假的五人小组全体成员经常是晚上七点不请自到地来到韩老师家黏着不 走,而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一般四,五个小时就关不上了,任何人也休 想插话打断。在这些无数次的寒夜长谈中,韩老师仔细地解释,分析了 他给五人小组准备的从大学到研究生的教学大纲,与有关的参考书。
在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这种活动,在当时是“大逆不道” 的,有可能随时被扣上“反革命小集团活动”而打入大牢。有一天晚上, 五人小组刚刚离开韩老师家,突然有“不速之客”到韩老师家来查访, 企图发现什么“异常活动”。韩老师以他特有的,坦然的微笑来回答那 些疑虑加敌意的目光。他的书桌,也就是床上,摊满了英文数学书及杂 志,大多是从科学院图书馆借出的近一,二年刊印的原装版。在当时的 整个中国,人们只能在科学院图书馆找到这些书。也只有那些世界上最 聪明的侦探,才有可能从这些抽象的现代数学符号系统中,发现什么反 革命“密码”。
不错,五人小组确实有一次“大逆不道”的前景预测讨论会,这个讨论 会与韩老师毫无关系。而后被五人小组称为“龙潭湖会议”。那是1972 年初春的一个早上,五人小组围绕着北京龙潭湖散步,讨论。这里几乎 没有任何游人,春寒料峭,每个人不时还打着冷颤。再过几天,各人 将返回农村的家了,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前瞻性会议。
讨论会以王世林与张葆环之间的激烈辩论开场的。其他三个人既是观 众也是演员。张保环给出他的乐观,积极的前景描述拉开辩论的序幕, 王世林以其忧郁,冷静的分析不断进行降温。
在这次讨论会上,他们首先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达到共识。那就是,中国 几千年来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一个时代要想结束,必须以一个人的生命 历程结束为标志。很多事情是无法改变的,尤其大学的状况在现在不可 能改变,它的改变只能是在下一个时代的开始。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所 从事的基础科学,例如:数学,有用吗?我们能找到出路吗?未来的大 学还会有数学系吗?通过多方论证,他们的结论是一个想要现代化的国 家,特别是一个想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而不挨打的国家,必须要有现代 数学。五人小组为他们得到的这个结论兴奋不已,回到龙潭湖畔的钱涛 父母家,把多半瓶杜松子酒一饮而尽。
凡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走过来的人,无不记得那是一个极 度混乱,沉闷,恐怖,窒息的时代,工人停止作工,知识分子停止思考, 真是十年等于一百年啊!一切希望都被扔到火葬场里烧得精光。如果任 何人在那个岁月,做出悲观的灰色的前景预测,是现实的也是完全正常 的。
钱涛幽默地用现代数学语言将五人小组的前景概括为:“成功的集合是 零测集,但它确实是可以发生的”。结论是,新时代开始最快是十年之 后,最慢应不超过十五年。还有漫长的十年之久啊!在当时,得出这些 结论本身就是“反动透顶”足以招至死刑。但是,科学是无法论证“万 寿无疆”的,人总有一死,是恒古不变的真理,无人可以逃脱。五人小 组对未来历史发展的平易预测,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真理。而那个“科学 的春天”的到来则提早了很多年。它使他们获得了原先根本无法预测的 成果,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
即使在现在这个九十年代末期,当五人小组回想起那个黑暗的年代时, 仍然不寒而栗。他们必须感谢程汉生所住的那个平民百姓小院子里的十 几家住户,感谢他们以中国人原本特有的的良心,而没有向有关单位汇 报“五人小组”的“异常”活动。使“五人小组”及其他相关的人能侥 幸生存下来。而此时此刻,五人小组也格外想念及感谢那大洋彼岸的韩 念国老师。在那个每次回想起来但愿永远不会再复现的七十年代里,他 以一个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畏的道德勇气与崇高的思想境界,以他 的光,热,以至生命,为科学园地上一群乱闯的羔羊指点迷津,照亮前 进的道路。
五人小组全体成员现在也能真实地感受到,以熊庆来,程民德为代表的 中国老一代数学家,科学家们那跳动的赤子之心。正是熊庆来先生,发 现和培养了仅仅因为“出身不好”的简单理由而未能进入大学的韩念国 老师,指导他在校园之外完成大学本科教育,进而得以用自己的考试成 绩直接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从师程民德先生,完成硕士学位的学习。 从而使韩老师得以用同样的更加超凡的方式照顾了下一代失学的青年, 来回馈他的恩师!
读者此时,也可以探视到韩老师内心世界的一角,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中 国历史的非常时期,他能以无所畏惧的知识分子良心,挺身而出,负担 起教育中国下一代的历史责任。
1974年一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使全国人民的脸上显出了喜色。而邓小平的新政也一扫多年的暮气。但随 之而来的1975年,邓再次下台。“四人帮”发表了臭名昭彰的“对资产阶 级全面专政”的奇文。这篇奇文中宣扬的荒诞观念也被“红色高棉”头子 破尔布特具体执行了。1975年,他把城市人民全部赶往农村“从事生产”, 杀掉或整死共三百万人民,占总人口一半。
在那最困难的1976年初,也就是将交白卷的张铁生送进大学的“四人帮” 最为嚣张得意之时,韩老师仍不断地鼓励每个人:“你们现在在农村劳动, 在工厂上工,或者做中学数学老师。但是,二十年后你们就会到大学去教 数学了。你们是不是伟大的数学家,你们会不会成名成家并不重要。但是, 这个国家在二十年后总会明白,它需要现代数学,这个事实最为重要。” 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可以想象的吗?任何一个人都有理由把你看成疯子。 但是,他的真诚的期望在五人小组的心底产生了共鸣。正是这种展望,支 持着他们多年如一日的奋斗进取。其后的发展证实了韩老师的话。任何人 假如有这种二十年的洞察力,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都会获得成功。这种洞 察力不必出于先贤哲人,它需要的仅仅是对历史,社会,科学的真实而朴 素的见解,加上不被各种时髦思潮干扰的独立而健康的思考!
命运有时专门与人作对。1976年七月唐山大地震,钱涛失去了亲生母亲及 未婚妻在内的六位亲人。在乘火车,汽车奔赴唐山时,他阅读与工程测量 有关的“最小二乘法”书籍。但在深入震中的部队医院,步行寻找可能活 着的亲人时,再也无法用数学来占据他的思绪,而每每发现自己泪痕满面。 唐山已被夷为平地。
1976年九月中旬的一天,王世林到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韩老师家串门。 当他急行于那弯弯曲曲的街道时,遇上了刚刚出来散步的韩老师。当时的 北京人,还未从八个多月中发生的五个重大事件中完全镇静下来,安安静 静做自己的事。王世林陪着韩老师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 这时,韩老师时而眯起眼睛遥望深蓝的北京天空,时而并不关注地扫视路边 的人群。他开始慢慢讲起了概率论专家费勒所描述的用于分析概率的罐子模 型。然后,他又像一位历史学家一样历数着一月的悲哀;四月的天安门震撼; 六月初的朱德意外病逝;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以及近几天的巨人陨落。 这时,他斜着眼睛看着旁边的王世林,非常平静地说:“还剩下三个多月呢, 那件大事能不发生吗?”此时的王世林则大吃一惊,原来他韩老先生正在与 他讨论“四人帮”倒台的日程表呢!这就是韩老师的风格,他在漫不经心之 中,证明了比五人小组早先的预测更为精确的中国政治学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