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历史,特别是对北京中学生文革历史熟悉的人,不难回忆1967年的 九月到十月是北京中学文革的重要转折点。大批有头脑的中学生,在全国 各地文革两派武斗的隆隆炮声中,开始转入地下理论学习。敢冒“天下之 大不炜”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以及诸如德国黑格尔和法国启 蒙大师们的经典,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等。这个“地下秘密读书运动” 持续了近十年,产生了中国崭新一代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经 济学家。同时,有相当一部分中学生转向现代数学和理论物理的攻读。
1968年春夏之季,北京西北角,科学之都中关村,八大学院地区弥漫着派 性武斗的火药味。处于东南角的北京工业大学则显示着相对的表面平静。 这个大学的的几位大学生异想天开地出面组织了民间“自然辩证法”讨论 会,倡导自然科学的学习与研究,突显了与当时的政治生活气氛不协调, 在时人眼中被视为怪异。会中,居然有六,七位中学生参加并提交论文, 参加讨论。其中,五人小组成员北京四中的钱涛与北京十三中的张葆环合 写的“数学中转化的例及其它”,博得了组织讨论会的大学生高度赞赏。 这篇论文,着重讨论了数学家们在解决数学难题时,是如何一步一步将问 题转化为不同的问题,从而求得解答。它是关于解决科学问题的普遍方法 论方面的总结分析论文。另一位中学生对核物理结构的反传统理论观点, 使大学生们非常惊异,邀请他一起合作来学习和研究。
在这期间,北京四中的程汉生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极大兴趣,他在试图 探讨虚数在相对论和理论物理中的物理意义�
还是在上初中二年级时,程汉生就显示了对于数学的极大兴趣及那不安於 现状的研究者禀性。他找了一本流行很广,樊映川写的工科微积分, 认真读了起来,还做了不少习题。这个意外收获,打开了他走向现代物理 的大门。因为,现代物理是用大学程度的数学写成的。他刚上高中不久, 就开始了独立研究工作,去寻找一个更为广泛的数域作为复数的扩充。为 此,而构造了很多特异方程,希望它们的解超出复数范围。后来发现是不 可能的,但他还是用高等方法找到了近似解。接着,便钻研起伯格曼写的 “相对论引论”与德布罗依著的“非线性波动力学”。这后一本书不是为 大学生,不是为研究生,而是为研究理论物理的专家写得。中文本仅印了 一千六百册。作者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以波粒二重性研究著称。 高二时,他曾经把他认为讲复变函数最好的书,北大数学系编“复变函数 论”推荐给同班同学王世林�
在1998年的今天,他仍然认为,德布罗依著的“非线性波动力学”与维纳 “控制论”是两本最好的科学著作,希望现在的高中生能看一看,了解这 些著作讨论的课题。�
王世林和程汉生是从高中一年级开始的老同学,老搭档。从很早的开始, 他们就对于中学那种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培养解题机器的缓慢教学方式感 到无聊,而开始阅读大学及研究生水平的数学,物理著作。高等数学,微 分方程,理论物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下课后马上去附近的北京图 书馆自修是他们每日固定的活动路线。在那时,没有个人秘密,处处受到 人们“关心注意”,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1966年到1968年的动乱之中,中国的中小学与大学完全处于停课关闭状 态。老师与教授们不是被关在学校私设的监狱中就是在无所事事之中虚度 光阴。社会动乱造成的失学打击,使王世林和程汉生抛弃了上大学的任何 幻想,而自认为是社会大学中的一员,自由选修数学与物理课程,自得其 乐。而真正使他们不理解的乃是那些喋喋不休的争论,武斗,人身攻击等 等。1967年春天时,北京中学有一个短命的“复课闹革命”,各班要选一 个由各派系组成的班级领导小组。程汉生和王世林所在的高二(4)有三派: 老兵,四三,四四。他们之间斗争激烈,争夺领导权。不属于任何派别的 仅有的同学是程汉生和王世林。他们被大家公认为是最可接收者,被推选 为选举执行两主席,以保证选举公正。此事,不失为四中文革史的小小插 曲,及他们的重要“从政”经验。
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王明则被文革前的四中校长树立为全校学习的榜样, 是因为他的颇为正统的形象和决不离经叛道的天性。他和程汉生是北京实 验二小的同学。文革前的四中校长杨滨,把他的八大本数学演绎作业集用 红绸子包好,带回家教育她的女儿好好学习。王明与程汉生是在高二时仅 有的俩名学生,被校方认可免修数学。王明在这个中国最好的高中的安定 环境下觉得如鱼得水,一帆风顺,而其才智人格得以充分发挥成长。但是, 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也使他在60年代中期的几年动荡中,学会了寻找自己 的稳定点。正如数学中最优美的不动点定理所陈述的那样,在各种变换中, 总可以找到一个不变之量。经过了几年的变换,他又回到了他的数学不动 点,以求得对自然界的最深刻洞察。
另一五人小组成员钱涛原名钱诗,由于在中学时代所表现的对数学的特殊 的敏锐而被同班同学称为“数学王”。这是在数学史上人们给予著名的德 国数学物理天才高斯的桂冠。可见,在优秀学生成群的明星学校,他有多 么出色。高一时,他是班上三角数学的科代表,高二时被大家选为学习委 员,而成为一个有很高荣誉的班委干部。但是,他在高三时则什么头衔也 没了。因为,针对学生的“四清”运动已经开始,学习好,本 人清白的中学生居然被打成“白专”。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外科医生,母亲 是牙医。这在当时是属于出身有缺陷的,需要认真自我“改造”。为了争 取加入“共青团”,他单独并主动地与北京西城区清洁队联系,在每个星 期天的早上沿街串户地跟随清洁队手工掏大粪。的确,放在厕所间又脏又 臭的工作衣,遭到家人的反对。然而,他还是与“共青团”无缘,始终未 能加入。
任何一个人,在文革前,如果不热心参加各种自我批评的政治活动以表白 自己的“忠心”,但是却在学校学习或工作单位的具体技术工作方面有杰 出表现,都可以轻易被戴上“白专”帽子。那意味着在同学或同事中被孤 立的命运。再也没有人敢和你讲话;丧失掉参加各种时髦活动的权力与资 格,如参加欢迎外国元首的政治集会;下降为印度种姓制度中第四 等----不可接触者。这种惩罚,始于人类早期部落社会,那是古代原始部 落社会里最为严重的刑法处执,形同于现今的死刑。
在那动荡不安的中学时代,钱涛已经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几本大学数学系专 科教材的自修。做为对于自己学习的检验,他还解答了书中所附的习题, 从而加强了对于理解的内容的融汇贯通。随之而来的几年动乱把他和他的 家庭搞得乱七八糟。但是他心灵内的物理学牛顿惯性定律,最后仍然把他 推向了他所热爱的数学天地。他决不荒废光阴,使自己虚度青春。那些曾 经责备他一心要成名的人,在1967年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再也无 法理解钱涛的所做所为了。因为成名成家的可能性已经被彻底地毁灭了, 上大学的机会也完全消失了,他又是为了什么仍然陶醉於数学乐园中呢? 确实,在人生道路上,年轻人已开始分道扬镳,无法相互理解了。1967年, 是大批中学生们决定走从政道路的一年,至少是,思考兴趣着重于政治。
1967年底到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在中国,现在 是七十岁以上而未经受这次运动煎熬者寥寥无几。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经 历过的最为凶恶,最为广泛的私刑摧残:人格上,精神上,以至肉 体上。整个政治空气充满了血腥味。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数 理化”的五人小组的父母很多都进了“牛棚”,也就是被关进工作单位 私建的牢房。至少半年或一年不得回家与亲人团聚。没有人能计算过,有 多少人在“牛棚”中精神失常以至自杀。有谁可以想象这对于年青学者们 的学习进程的压力呢?
有意义的是,我们不妨做一个在重大精神压力下的个人反应比较: 当1966年底毛泽东打倒了大批“走资派”高干时,某些高干子弟的反应是 成立“联动”反抗,聚众冲击公安部。而五人小组在家庭重重危机下的压 力反应是进一步深入研习数学和物理的大学高年级课程。因为,他们在征 服这一人类的最艰深的知识领域中,获得胜利的快乐足以弥补现世的忧伤。 如果有人把这称为海明威所赞赏的危机与高压下的优雅,我们则只能说, 地狱般的生活使十几岁的孩子过早地成熟了。
1968年五月,五人小组成员张葆环在北京西单旧书店发现了维纳的经典著 作“控制论”1962年第二版的中文译本。维纳是二十世纪世界著名数学家, 调合分析专家,控制论主要创立人。“控制论”1948年的第一版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维纳的优美质朴的文笔和深邃的思想强烈地吸引了张保环的全 部注意力,一连几个星期爱不释手。他马上推荐此书给钱涛和程汉生,也 同样强烈地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然而,使他们思想升华为豁然开朗境 界的,不是本书中讨论的具体的控制论课题与复杂的数学论证,却是维纳 在此书中生动地描述西方科学家们的学术活动方式,方法,特别是他们的 无拘无束的自由探讨精神。维纳的“控制论”的第一章详细地解答了困扰 着中国的中学生们多年的一连串问题:西方现代科学是怎样成长,发展的? 为什么西方现代科学家能不断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领导整个科学与技 术的进步?我们要怎样做才能溶入现代科学的主流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科 学研究力量?为什么有很多50年代留学生回国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研究贡 献了?怎样才能使科学与技术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不断的开 花结果?所有这些问题,留待读者读完此文,得出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