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五人小组的学者们沉浸在抽象数学方程式中苦中作乐时，1968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所发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掀起了 “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把他们全部搬到了农村。王明，王世林， 钱涛分别于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去了山西省阳高，山阴，汾 阳。程汉生则於69年一月，落户于京城远郊怀柔山区。值得一提的是， 196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时最具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论 述这一插队问题，声称“愿不愿上山下乡是忠不忠于毛主席路线的大问 题”。这种说法，给当时的中学生们造成了强大精神压力。在北京，除了 据有免修体育资格而身体有病者外，无人敢对抗这一潮流。
始于60年代初，政府便动员城市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落户务农，以解决城市 就业问题。1964，1965年，北京中学毕业生，被号召去东北准军事化组织， “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但并无太大出走的压力。1968年夏秋之季，一 些高干子弟兴起去内蒙牧区的热潮，不少北京66，67届中学生去内蒙古放 马牧羊，到也显得自在逍遥。但是，这年秋后，方向一转，由政府严密组 织的插队指向了贫困的山西农村。学生们被政府分配在男女精确平衡的知 青小组，并被要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69年初，对象是68届，要去最苦的陕北农村。69届去内蒙河套地区或东北 “兵团”。70，71届初中毕业生，出身好的分配在城里工厂，少数出身不 好的到北京近郊插队。
插队生活不是像当时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充满了诗情画意。从1968年十二 月到1969年二月，近三个月之中，在北京火车站每日离开与送行的人的震 天哭声困扰着整个京城，也牵动着千千万万父母的心。那嚎嚎哭声绝不单 单表达了人们离别的悲情。它宣示着，年青一代从此被抛入中国社会最贫 穷，最艰难的生活底层。除了少数人仍带有那暂时的“豪情”外，其实， 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他们是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 唯一能做的，是把那不多的仅有积蓄装在孩子们肚兜里，让他们带走家里 最好的衣服，被褥。
发生在这个时刻的“老三届”，即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插队，落 户农村务农，是近十年的北京中学生插队生活中最为悲苍的一页。与之相 比，四，五年后的中学生到京城近郊插队，那是重新回城工作的必要过场， 则有天壤之别。有人把80年代初开始的出国留学热冠以“洋插队”，实在 是对当年“老三届”插队生活的误解与歪曲。了解真相的人都知道，留学 与当年插队怎么可以比拟呢？有哪个自认为洋插队的人需要到处请客送礼， 托人情，走后门，不择手段，以便“回城”呢？而有哪个自认为洋插队的 人又愿意“回城”呢？
当农民的生活，对那些十几岁来自城市的孩子真是一场恶梦。中国农村， 基本上还停留在上千年前依靠体力的原始状态。耕地，除草，收获无一不 是依靠双手的劳作。自幼没有体力劳动训练，从优闲的城市生活突然坠入 每日十几个小时的劳动，辛苦一天下来，累得几乎没力气吃饭，只想躺下 睡觉，更不用说读书，思考了。
农村，对这些“娇生惯养”的城市学生更是个非常陌生的环境，衣食住行， 一下子问题“一箩筐”，缺乏组织与安排，完全不同于“兵团”“农场”。 乡民大多在此地已住上了几代，仅在家园附近几十里范围内活动，与世隔 绝。他们往往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开始理解这些城市学生从哪里来 的？如何来的？为什么来的？。但学生们则立即进入了艰苦的独立生活。
程汉生落户於怀柔县奇峰茶公社鱼水洞大队骆驼山小队。海拔几千米，深 山区，天寒人稀。从北京，长途汽车一百里到县城，再一百里山路汽车到 公社，步行爬山八里。山区小路仅一尺宽，是人踩出来的。很多地段，并 入小溪，夏天涉水而行，冬天满地结冰，走四，五里路，摔二十几个跤乃 家常便饭。有些地段，一边是几百米悬崖，一边是什么也抓不住的石壁， 一路下来，紧张得出一身冷汗。山区生活的特点在一个“背”字。陡峭的 小路不能行车，也不能挑，只好用背的。烧的每一捆柴，喝的每一杯水， 从巴掌大的山崖地里收的每一个玉米棒子全是背回来得。山区没有煤，仅 有不多的柴。冬天一到，屋顶是霜，屋里是冰，晚上睡觉要戴帽子。这就 是程汉生的家。这家，还是他和他女朋友程颖磨破了几张嘴皮子，才从掌 控学校的“工宣队”长那里换来点头同意。
山西雁北山区，大概是孟姜女哭长城的地方，也是王明落户牧羊的家。 他家位於阳高县下深井公社下堡大队，距县城七十里，不通汽车，没电。 这个地区，每一口井至少八丈深，吃水用水要用双手与麻绳一尺一尺提上， 可谓难唉。主食为小米，白面一年不到十斤，猪肉一年不到一斤。他与弟 弟一起共十名北京学生，五男五女，属于离县城最远的知青点。除了牧羊， 他也经常被派为民工，一干就是半年，修建从大同到某地的战略公路。手 握一米长的钢钎，四，五十斤重大锤，硬要抡上无数次，用手工在山岩上 凿出炮眼，装炸药，点火，开山，巨石满天飞，真可谓人与山搏，颇为壮 观。有一天，一位民工赶进度，提早点火，距他几十公尺处，一位民工当 场被砸死，死神与他擦肩而过，使他至今难忘。那是一个日日夜夜，都紧 崩着神经的日子啊！
与王明几百里之遥的西南方，山阴县山阴城公社羊圈铺大队则是王世林的 家，距县城四十五里，交通工具是“两条腿”，同样没电。这里主食为玉 米，白面一年七，八斤。猪肉吗？只能等队里一年一度杀猪时分一点儿。 一天，几十个人一字排开锄草。突然，一个农民高兴得大叫起来：“哈哈， 看来我这个人，还真是有点儿小福气的！”说着，他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个 生蚕豆，在身上擦了擦，抹掉泥土，放在嘴里，细细地品尝。那神情极象 一个抓到了价值几百万元彩票的幸运儿，手舞足蹈，洋洋得意，感染了每 一个人，疏解了大家多半天的劳累。这是王世林终生无法忘怀的“小事 儿”。
他也无法忘怀，三十年前，他加入那黯然神伤的静静长队，去注销自己的 户口，永别家乡。当轮到他时，派出所的民警还有心没心地开玩笑：“山 阴，这地方听着就凉快儿。”可那是一个怎样的天寒地冻悲凉贫瘠之乡啊！ 他也无法忘怀，当那离京的火车于早上七点零九分，颤动西行时，同行的 一位四中同学苦笑着，引用两个有名的电影名字说：从一个“阴暗的早晨” 开始了“苦难的历程”。
终日不停的重体力劳作，营养不良，无卫生可言，王世林病了。农村从来 都是缺医少药，老百姓有病，都是躺在床上忍着过日子。王世林并不例外。 但是，一连两个星期高烧三十九度不退，肝部剧疼，在同伴的催促下，他 只好坐上队里拉煤的马拉大车，进县城看病。医生检查结果，肝大二指， 转胺酶600，TTT16。这种病症，既使在中小城市，也要马上住院治疗。因 为，病人随时有肝昏迷以至死亡的危险。但是，县城无此条件，王世林只 能重回自己的村子。此时，连马拉大车也没了，一步一步向四十五里外村 子走吧。路上，要涉水过齐腰深的桑干河，忍著肝部剧疼，一步拖一步， 走一段，便躺在路边沙地上歇一会儿。躺在沙地上喘气时，他望着阴沉的 天空，心想，“红军长征时，也不过如此吧！”。四十五里的路，足足走 了八个小时。这人生历程上的八个小时，有多长啊！更何况对一个病危 的年轻人。
1968年12月底的一天，天已经黑了。山西吕粱山余脉，汾阳峪道河公社， 在进入最边远，海拔最高的龙湾村的崎岖山路上，一行高高矮矮参差不齐 的人，拖着疲惫的步子走向那有星星点点灯光的村子。这是一个被仓促分 配到这里的知青小组。龙湾大队事先并未获得正式通知，因此，处于毫无 准备的被动状态。知青小组到达村子时，伸手不见五指。他们被告诫不可 随意走动，以免掉下山崖。当晚，他们被男女分开，安排在两间民房内住 宿。12月的吕粱山已是冰冷刺骨的时节，经过一夜的反复权衡，这组知青 于凌晨五点出发，直奔公社总部，要求调换村子。他们被重新分配到上池 家庄村。此事很快就通报全县，作为知青不服从分配的典型事例，受到批 评。然而，这显然是一组有主见的知青团体。它包括七男三女，二人来自 北京四中，六人来自人大附中，一人来自女十中，还有一位是66年小学毕 业生。钱涛是这个小组的一员。
生活本身无处不存在奋斗。评工分是学生们马上遇到的挑战。这个随着七 十年末公社的解体而进入历史的概念有必要解释一下。成立于1958年的公 社有一个如何分配集体劳动所得的问题，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以劳 动贡献的多少计算所得工分的多寡。出一天工有一天的工分。那么，每个 人一天的工分记多少呢？这个，则通过个人的劳动表现，大家来评定。年 底结算时，根据个人总工分，来分配集体所得。
身体瘦弱的钱涛与一位身体有残缺的知青被评为九分半，其他四位身体强 壮者被评为十分半。而那个“小学生”评为九分。知道自己不比任何人差 的钱涛没有说也无法为自己说任何话。两个月后，重评工分时，几个老乡 议论道：“钱涛虽不像那四位人高马大，但所做一点也不比他们少。”因 此，他被改评为十分半。这是他埋头苦干的结果。老乡们还多次评论说： “你这人有心劲。”从1969年开始，钱涛在农村当农民干了六年，所做工 作包括：大田作业，菜园耕耘，牧羊，赤脚医生，小学教员，县钻井队电 测员。
种菜自然离不开掏大粪。钱涛已是内行人。65年在北京上高二周日休息时 早干过了。放羊的工作，他自称干得不理想。这不是一件机械的工作，可 以边干边想数学。放羊时需要随时观察羊群的活动并加以引导。习惯于在 工作时思考数学问题的钱涛发现如果自己不想数学，在融融的温暖阳光下 往往被不可抗拒的睡意所制。很快地，他被解雇了。
出身於医生世家的钱涛，曾在下乡前学过针灸。乡民们认为他“门里出身， 自带三分”选他当“赤脚医生”。在长达一年的任期内，他为乡民在医疗 保健方面做了不少好事。他不比当时大多数“赤脚医生”更不合格，但还 是辞去了这个工作，回到大田作业。原因之一是他发现自己在利用治疗空 余时间看数学，想数学，不属职责范围。之二，他自知自己缺乏正式医务 训练并对医学无兴趣，他不愿误人子弟，造成医疗事故。
已经发表的知青文学报道，大多谈到当时艰苦的生活对年青一代的 磨难和浪费青春，却忽略了农村给予了中学生们相当自由的环境，而有别 于当时的大学生们和去了“兵团”的伙伴们所处的严格控制下的思想环境。 这可能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真正愿望，但客观上，插队的中学生们有了相 当宽松的思想环境。因为，农民根本不关心这些毛头小伙子们手中抱的古 典文学巨著与数学大师的经典名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中学生宁肯插队 过苦日子，不去“兵团”挣工资，吃白面馒头。
你可以想像在经过了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后，还有精力去研读数学与物理 巨匠们的艰深的著述吗？恐怕对任何人都是困难的。王明主动要求担任孤 独乏味无人愿干的放羊倌而有些时间读书。程汉生被老乡们请到中学去教 书，脱离了几年的繁重体力劳动而有了少许时间读书。王世林有几年身体 不好，根本无法劳动，只好经常申请病假，以便回京养病，看书学习。
钱涛在很长时间边干体力劳动边研读数学。在数学的基本训练期间，他通 常是每天清早上工前抄下十道吉米多维齐数学分析习题，在“汗滴禾下土” 的时候埋头苦思，晚上下工回来时都已获得了解答。吃完晚饭后，在昏暗的 小油灯下验证白天的抽象思考，把习题解答滕写在习题本上。而在数学的 深入研究阶段，他采用少而精的办法。经常不用拿书本而思考数学问题， 推敲著名数学家的论证。在“中学生”的第十三期上，发表了他对阿尔采 拉定理的证明。文中生动地记录了他早上吃饭时看到这个问题，边想边劳 动，到中午吃饭时已找到了证明。
每隔几个月的四，五页来往信件是维系这些分散的五人小组成员的唯一媒 介。盼收学友的来信是生活中很大的希望和乐趣。在当时，插队的伙伴们 有的完全放弃了读任何书，有的只沉迷於轻松的文学著作。你很难发现志 同道合对抽象数学与理论物理有兴趣的伙伴，那么你就几乎没有什么谈得 来的近邻同伴了。而学习中自然产生的大量问题从何而解呢？即使最聪明 的人，对现代数学也不是一看就可以明白的，这是有别于文学与艺术的根 本之点。也是每一个自学现代数学的人都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况且，那时候政治压倒一切，人们想的，说的，做的均与政治有关，只有 从政才有出路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难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需要科学 吗？一个不了解现代科学的民族还能强大吗？
因此，那只有掌握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民族最后才能自立于世界的信念，在 他们之间产生强烈共鸣，促使他们走到一起，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 结合过去几年的经验，不难了解集体的力量，对于促进学术活动发展的积 极意义。那么，在当时，这些分散的爱好数学的中学生们要成立中学生现 代数学研究小组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