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认为五人小组的成员是科学的狂热追求者，只愿意把自己关在纯 数学的象牙宝塔里，自得其乐而不问天下事的话，那就完全错了。
经过多年的学习与交流，在五人小组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一种不用语言的 默契，产生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财富，并希望把它们表达为科 学活动的一般方法用以启发中国年青一代知识分子，通过思想交流，促进 这些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1973年四月八日，在大规模“批林批孔”运动前夕，这个一般方法论终于 成熟而找到自己的陈述方法。当时的中国政治天空，黑云密布，充满了险 象。在这份由张葆环总结的称为“开讲词”的文件中，作者指出“近百年来， 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努力寻求复兴中华文化的道路，目的是追上迅速前进 的现代文明。”“对旧传统的冲击与涤荡已经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尖 锐的工业化问题逼迫我们认真对待。”并一反当时阶级与出身高于一切的 垄断思想，号召“每一个中国青年都应当有勇气接受这一重大历史挑战。” (不分阶级与出身)为了对应胡适于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八条纲领， 作者提出了关于振兴科学精神的要点：
一。创造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秦汉以来除南宋时期，虽然不明确反对创造性，但从不 鼓励创造性。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是熟记先贤的著述，耗费毕生精力的考 据与注释。统治者运用“文字狱”残酷地扼杀了除了“文化太监”之外的 所有生机勃勃的知识分子。但是，
“对历史而言，我们比先辈们多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这是每一时代都要 面临的创造性要求。创造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以往的一切，它是一种继承良 好传统的一切而又进行了及时变革的精神活动。”
把创造性放在第一位，表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的期望，也是中国 知识分子应当追求的根本目标。
二。科学的基本训练
这是直接针对当时中国的大学的现状而言的。1972年后恢复的大学教育， 可能比文革前的中专水平还要低。小学没有毕业的与具有高中毕业水平的 学生被编排在一个班里，使教师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必要的基本训 练是培养各个领域的人材的通则，也应当是一种常识。但是，在那个“疯 狂”的时代，这些常识被贴上“反动”标签而抛在一边了，无人闻问。
“复杂的总是由基本的构成的，掌握了基本的，也就打通了走向复杂的道 路。基本训练的目的之一，是达到对于基本东西的几乎近于本能式的掌握； 之二是掌握各种类型式的知识；之三是通用知识的掌握如推理，写作，数 学；之四是主要难点的掌握，这可以保证在进一步深入学习时，没有本质 上的困难；之五是用基本的和普遍的观念来不断扩大和加深知识。 因为我们指的基本训练，是反映了现代科学，体现其要求和进一步发展的 愿望的。”
三。追求方法
天才的直觉是中国人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主要方法，很多中草药都是根 据这一原则发现并被运用的，而从未进行过科学的论证。毫无疑问，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根本就缺乏那种现代科学家所应具有的，科学实验的态度与 方法论训练。科学技术人员没有任何地位，读书是为了作官。历代政府使 用“仕途”操控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思与脑力。中国的知识分子， 如果不在方法论方面学习西方科学家，将永远无法进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 的主流。因此五人小组在这里大力强调：
“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科学若不最终划归为方法，也就没 有存在的价值了。
采用不同的方法可能取得不同的认识。古代人曾相信同类事物可以感应相 生，诉诸巫术的交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才真正帮助人 类认识自然。用唯理方法从抽象教条出发，演绎与解释一切，曾多次长久 地干涉人类认识的方法，造成人类智慧成长的停滞与紊乱。因此，当我们 重视方法寻找方法的时刻，必须要对于方法本身进行考察。”
四。反对繁琐哲学
这代表了现代科学的一种价值取向。以简驭繁从来都是科学与艺术巨匠的 天才贡献。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知识的积累与成长速度达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信息(资讯)泛滥”“知识爆炸”是时髦的词汇。在此 时强调“以简驭繁”则具有了特殊的“反潮流”意义了。
五。抛弃自我
它似乎使人回忆起那黑暗年代“斗私批修”的恐怖与毫无休止引导个人灵 魂死亡的自我批评。当然，这些玩意儿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特有的自省与 强调回到内心世界的畸形现代翻版。恰恰相反，五人小组在这里，是希望 大家从这个令人生厌的没完没了的自省泥沼中跳出来。在东方文化中，人 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知识分子企图在回到内心世界中求得对于 外部自然世界的理解，这是认识论方面赤裸裸错误。五人小组推崇下列格 言：
“在科学的入口处写着：抛弃你的自我吧！ 思想没有真正解放的人，是不可能洞察人生与自然的真谛的！”
六。讨论-思辩-合作
它是五人小组所倡导的发展现代科学的群体原则。它当 然是从维纳的“控制论”导言中引伸出的一般原则。中国传统文化中，知 识分子的“文人相轻”的恶习，曾经长期腐蚀着知识与文化成长的有机体。 缺乏开放，宽容与合作精神也是在东方实行民主化的社会障碍之一，五人 小组不想在此进行政治讨论。但是“党同伐异”的“学阀”难道不是“极 权”专制统治在学术领域的表现吗？
“有一句名言：真理是在争论中产生的。讨论是对于思考的最有利的刺激： 另一个人可能提供有用的建议，以他特有的知识或特长，从新的角度提出 看法。十字街头的偶然相遇与交谈，郊外的集体散步，往往比正式的讨论 会更有收获。”
七。直觉- 本质- 逻辑
它是对七十年代时流行的除了“矛盾”就是“斗争”的一种反驳。在认识 领域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讨论，而不仅仅是这二者。
“直觉能力，它包括捕捉自己的意识活动中的自然流露的念头，想法，猜测， 问题。在自然科学和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迫根据不完全知识而做出结 论，采取行动。作出周密的推理分析的可能性是极少的；这就要求我们经 常直觉思维，推测，丰富的假想，迅速作出试验性结论，而成为从事任何 一项探索性工作的科学工作者的极其珍贵财富。然后是对于这些猜想， 推理进行认真的分析，寻找证据，收集事实，使这些思想的凝结之点向一 切可能的方向延伸。在与其他事物发生关联中，进一步阐明自身的意义， 这就达到了本质阶段的认识。
当我们把有关的全部概念都认清并把握住他们之间的关系及相互转化时， 才达到了对于事物的认识的逻辑阶段。”
八。把握总体- 考查关系- 核心展开
这里强调对关系的认识：
“收集有关的一切材料，研究对象材料一切可能的相互关系，在众多的关 系中，评价起主导作用，处于中心位置的，牵连影响其它一切的关系，并 且把其它关系纳入与核心关系相关的一定逻辑体系中。最后，将研究对象 组织成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
在完成了八条一般方法论陈述后，作者紧接着探讨了当时紧迫的三个基本 问题，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对基础科学的态度，教育与天才之关系，教育 目的与通才训练。
在详细讨论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时，针对当时对知识分子的 镇压与蔑视态度大声疾呼“知识分子乃是国家的最宝贵的财富”。而在 论述通才训练时，作者批评了从俄国照搬的强调专门训练地短视性，时 髦的“工厂办大学”则把我们的大学降格为技工学校。然后，作者花了 大量篇幅，回忆了从苏格拉底，孔子开始的教育史并加以分析，评判。 “那残酷的中世纪教育幽灵，凡是它在火葬场上没有焚烧的，也要它 在人民的心灵中扎根。”“文艺复兴时代以笛卡尔为中心的欧洲新学派， 则重新回到了现实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工业革命高潮，再 一次提出了教育改革问题。”最后作者陈述了自己的立体教学和环境教 育思想。
正如一个画家创造他的作品一样，他首先须获得灵感，这是长时间的追求 后得到的一种意境。他的第一步是画大轮廓和草图，以求得到某种宏观 的控制结构，然后再勾勒出小的轮廓，最后再花很长时间一点一滴的描 出细节。五人小组也希望能探讨那些科学技术中开创的研究者的特点， 直到他们的心灵深处，在有了上述八条大纲之后，他们再接再励追求更 多的细部描述。这些即是他们自身活动的内心体验，也是对于先哲思想 的领悟，虽然有些想法是对于众所周知的再陈述，但是当他们把所有这 些重新组合起来，放在一定的背景和框架之下时，则具有新的意义。他 们既希望把这些思想变成一种指引，一种启发，一种观点，但又不沦落 为僵硬的教条，雷同于当时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所风靡的。科学没有心灵 的界线，更没有种族，文化，国家与其它的界线。科学与技术是活泼的， 正在生长的有机体，它有某种内在的控制机制，它也有某种规则可循。
这种针对八大纲要的细则，在1976年三月到四月间，被整理为“科学活 动的原则与方法：50点”。它是在离那个充满了悲歌，眼泪，愤怒的人 山人海的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不远的陋室中完成的。限于篇幅，只 在下边列举了50点的标题。
创造性；基本训练；无我；讨论与合作；第一手材料；重方法；反对繁 琐哲学；直觉，本质，逻辑；总体，关系，核心；中国风格；典型方法一， 实验与假设；典型方法二，逻辑分析；典型方法三，公理法；典型方法四， 系统分析法；典型方法五，线索分析；典型方法六，理论构造；类比； 从基本处着手；边缘方法；了解演化史；多维研究法；关结点，点法； 严格逻辑与大胆思想；定性与定量；带着问题；基本著作的研读；点读 与线读；学，思与思，学；写作；突破一门提高水平；契而不舍研究一个 问题；研究最现代问题；模仿；会使用；计划性；一步一个脚印；大量练 习，大难度训练；有限扩张法；语言革新；预测发展；高低级关系；给别 人讲解；反例研究；不断总结分析；系统的研究路线；逻辑刀；概念分析； 价值观念；“限制自己”；劳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