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曾说过，“每一个物理学家，都应当学一门手艺。”他是说，物 理学研究多少有些脱离商业社会的需求，很难以从事纯理论研究为谋生手 段。他们必须以自己的手艺在社会中获得生存条件。他个人震惊世界的 研究工作是在专利局的平凡工作岗位上，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
五人小组固然心比天高，但他们也明白现实环境的不易，深深了解自己所 处的社会条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并没有踏上愤世嫉俗以至遁世的歪 路，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着一个恰当的平衡。他们希望自己是超越时 代追求理想的圣者，也是入世“合流”食人间烟火的杰出者。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五人小组的简单信条。
程汉生所在的深山沟，没有文化人。由于他在劳动方面的积极表现赢得了 当地老乡们好感。这些没文化的农民其实非常聪明，他们认为，让这个“大学 生”整天干体力活儿简直是大才小用。他们无视当时占统治地位，蔑视知 识分子的舆论思想，决定让“大学生”回到他的老本行。这样，程汉生变 成了数学代课老师。几年后，他转为正式中学数学老师，并多次评为县优 秀教师。他还积极参与教材改革，在参加县教改会议上，认识了北京师范 大学数学系教授郝炳新，从而结识了成为他多年恩师的王世强教授。
相比之下，王明没有那么幸运。在辛辛苦苦干了三年多农活后，他被选送 进山西忻县水暖器材厂当工人。这也是得之不易的机会，只有在村中劳动 表现优秀的人才有可能被选上。工厂的劳动比农活更累也更危险，王明的 工作是将厚铁板烧红，弯曲，打眼，锻模，等等，基本手工。后来担任了 仓库保管员，同时任车间调度员的助手。他每年都被评为一等劳动模范。
张葆环在1971年八月被分配到北京西城汽车修理厂当工人。站在露天，用 草绳打包装，一做就是五个月，手上都磨出老茧。下雪了，站在雪里，照样 干。然后，他被调去挖沟，要在冻土上挖二百米长，一米深，半米宽的沟， 三个人轮流做，工具是铁锹与十字镐。一个月完成后，进车间担任铁工，这 活可真危险，不小心，手指头就可能断了。几十斤重的大铁锤一抡就是一个 月，每天回家时，厚厚的棉袄已经湿透了。接下是三个月水管工，六个月 仓库保管外加骑三轮车采购，六个月出纳，之后是成本会计。做会计是要 有专业训练的，但当时工厂没这个条件，只好“边做边学”，不出几个月， 终于也能做得来。这不能不归功于早先的科学训练。他也发现，所有能看 懂的会计学书都很枯燥难懂，而从会计训练班毕业的专业人员往往也是似 懂非懂。他曾考虑用建立物理学的方法，以提炼出的会计学五大原理：分 类，平衡，周转，一致性，虚实对应，为骨干重建管理企业的会计学。六 年多的工厂经验使他深深了解，计划经济充满了人为性，盲目性；以及 “全民所有制”的虚幻性。他并确信，使用简单的指导思想无法使复杂的 经济机器健康运转。
王世林因病回京于1974年被分配到北京椿树整流器厂当工人。他在组装车 间当组装钳工。这个工厂生产工业用大型整流器和中频电源。不久，他就 对复杂的安装工作得心应手，连续两年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然后，他 被提升任大线组组长，领导八个工人。著名的电影演员盖克还当过他的徒 弟。(原名盖小玲，曾获1984年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钱涛在村里干农活时，他的数学才能远近驰名。公社的赵庄有一所学校， 该校的武校长喜数学，有抱负，爱人才。他素闻上池家庄有一位擅长数学 的插队生便传话邀钱涛到赵庄学校教数学。钱涛在一个下午时分来赵庄 拜见武校长。开始谈话后不久，为试探对方有无真才实学，武校长出了 个数学题：一百个和尚吃一百个馍馍，大和尚一人吃三个，小和尚三人吃 一个，中和尚一人吃一个，问大中小和尚各几个？钱涛马上对答：“我可 能不能立即回答您的问题。”并继续与武校长聊天，谁说一心不可二用， 半小时后结束谈话时，钱涛说：“我已找到您的问题的答案了，这是不定 方程问题，有多组解，小和尚人数是大和尚的三倍，中和尚人数能被四 整除，共有26组不同的解。”在任教期间，他教的班得到全公社数学竞赛 集体第一名。然后，他主持了全县数学进修班。县文教局负责人提议将他 转为正式教师。
在农村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钱涛被选调到县钻井队。露宿，长途跋涉， 饮食不规则，蚊虫叮咬，无法像农村青年在村里招待客饭时一下子吃五 个大馍加酒肉，然后长时间不吃任何东西。他得了胃病。这是他插队的 第六个年头，科学的春天仍未到来，不少知青被分配了正式工作，有人 还回城了。他接近绝望了。
不久，他被分配到孝义铝矿当工人。长期积劳，营养缺乏，他染上肝炎。 幸亏他已是工人，有了医疗保障，得以度过难关。在测量工作中，他创 造了比任何传统方式更精确的方法用于估计矿藏的存储量。
一位著名作家在回答别人的问讯，解释为何他可以做到著作等身时说： “我是把别人用於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工作的。”确实，抓紧每一分钟是 五人小组的另一信条。
十年浩劫中，工厂生产会因周期性停电而停工(电力不足)，生产流程安排 也不会十分严谨。没事时，工人们会聊天，打扑克。王世林抓紧空余时间 读高尔写的“点集拓扑”。不懂洋文的工人们，见惯不见，还觉得他不错， 能抓紧时间学习。可厂里的个别大学生，则斜眼儿瞄一下，说些风凉话， 让人感叹。
张葆环所在的工厂，文盲很多。老师傅们和党的书记们见他没事抓本“抽 象代数”或“洋文”书看得津津有味，到也认为没什么不好。因为，他毕 竟在体力劳动时，呱呱叫，表现突出；脑力劳动时，又把复杂的帐目搞得 清清楚楚，没有理由批评他什么。
那时，政治压倒一切，只能读毛书。假如五人小组生活在知识分子成堆 的地方，他们决不可以在大厅广众之下如此“猖狂”，读洋文书。
在大杂院中钻研艰深的数学可以说是太难了点。五人小组各显其能发 现自己的理想书房，以便凝思静想，遨游於现代数学海洋。
王世林住的那个小院子，在北京西城高碑胡同32号，与著名的“人民大会 堂”仅一箭之远。他的爷爷於40年代花了很少钱租下整个院子。但是，七 十年代时，有18家住进这个小院子，吵吵闹闹，变成了北京彼彼皆是的大 杂院之一。那时候，没有个人秘密，处处受到人们“关心注意”，周末 工余他都是在北京首都图书馆渡过的。而且是一位奇怪的读者，根本不借 书，自带书进阅览室。在无孔不入的监控时代，到还没有把不借书而占位 子的读者请出图书馆地惯例，也是万幸。
张葆环喜水，他的阅览室位于京城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后湖岸边一个长 椅是他修练之地。紧张的政治空气，使人们无心逛公园，那个位子总是空 着，保留给他了。
程汉生自从任教於中学后，办公室也就变成自修室。王明每年冬闲渡假回 京，寄宿在姐姐家，有一席睡觉之地，已很满意了。他的数学研究室在京 城南“天坛公园”。这里古木参天，幽静空旷，时而坐下看书推演，时而 踱步四方沉思，无人称怪。
钱涛的书房就在农田。为了将所读的书方便地带到地头，他把书拆成三本， 每本再用针线缝牢，放在裤子后兜里。这样被读得书有两本，“测度与积 分”和“点集拓朴”均为美国大学研究生用英文教材。他通常每天在地头 工余休息时读三页，晚上回家在他的小窑洞里继续读书，做习题。由于点 的是小油灯，每晚鼻孔都被熏黑。老乡有时来串门，聊天，他备有香烟， 先递上一根烟，再说两句话，然后就听着了。的确，时间很宝贵，错过了， 当天的学习目标就没完成。他无法为了无意义的应酬而牺牲自己的时间。 后来，老乡不经常来串门了，但仍然与他保持良好关系。多年后，钱 涛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研究生，老乡来信说：“我们那时就看你不一样！” 钱涛在农村呆了九年，不吸烟，不打牌，仅读过一本文学书，在邻村及相 邻公社享有“马克思”绰号。但对他也有非议，一位原是文革时学生造反 派头头的插队生说：“有些人现在居然还学习数学。我们已经学习了知识， 现在要把知识还给人民。”这些政治口号，乍一听，很响亮，且有感染力。 但经不起仔细的逻辑推敲及实践检验。